《青年记者》采访

理念创造事业

才能创造财富

公关创造机会

情趣创造生活

涅磐创造自我

天助自助者

因为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我们追求

心境超越环境

我们追求

人才与事业共长

因为

我们就是太阳

——陈中《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南风之解

——访《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

 

    赵金(以下简称赵):《南风窗》1985年4月创刊,发展到今天已是公认的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也是最受海外主流媒体关注的中国杂志之一。到今年4月,《南风窗》就要迎来23岁生日了。在此,一要向陈社长表示祝贺,祝贺《南风窗》取得的成就;二要表示感谢,感谢《南风窗》在新时期推动中国发展、引导公众成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理念创造事业

 

赵:陈社长,您是《南风窗》的元老。请您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要创办《南风窗》?从创刊到现在,《南风窗》不断发展完善的办刊精神是什么?

陈中(以下简称陈):《南风窗》创办的时候是1985年。改革开放,广东是最早开放的城市。大家知道,1985年,中国社会面临着整个的观念更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解放大潮,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等,声音比较多。广东也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在1985年有两件事引起了领导的思考,一个就是当时全国的劳模到广东参观,之后在深圳宾馆里关上门痛哭,说是毛主席打下的这片革命江山除了这面国旗是红的,其他的都变色了;还有一些中顾委的老同志也提出了一些疑问。所以,当时派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人民日报、新华社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情况做了专题反映。基于此,广东和广州市的领导深感舆论的重要,跟我们说要办一个杂志,作为改革开放的吹鼓手,当一个观念更新的传播者,当一个新闻改革的推动者。

具体怎么办呢?

第一,我们就提出来以非机关刊物的面目来办刊。当时市委给我们定的是正局级,我们想这样不行,我们几个筹办者最高级别是处级,来的局级官员会是什么样?心里没数。要以民间面目办这本杂志,所以我们向市委提出定的是处级。

第二,《南风窗》是中国媒体里面唯一的一家“零”资本创业,就是没有一分钱投资就开始创办了。我们向广州市财政局借了5万块钱开办,第二年就还上了。财政局的人笑说:“几十上百万的借,能还的不多,这5万元还真有人还!”创刊时我们就找了4个人开始筹办,一共是9个人,第二年又招了6个人。

当时中国新闻处于两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我们的大报大刊没有改革,基本上还是四版和八版,而且是文件式的“板着脸孔说话”;另外一方面,“地摊文学”泛滥,就是琼瑶的爱情小说,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大行其道,我们叫作“拳头加枕头”。

在这个夹缝当中怎么办好一本时政新闻类的杂志?当时就觉得要走一条新闻改革的路。不能学大报,也不能向庸俗低头,我们希望能够反映老百姓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疑点问题,而且是要有一种清新的文风而不是文件式的脸孔。

我们1985年做到第五期的时候,当时著名的漫画家廖冰兄给我们题了两句话,叫做“华不失实,活而不邪”——就是比较实在,但是又可读;思想活跃,又没有邪气。现在来看,这句话对于现在办刊也好,媒体发展也好,还是有借鉴作用的。现在有一些都市报,一方面非常有正义感地为民请命,一方面做一些庸俗的栏目,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可以说是既有正气也有邪气。

《南风窗》在23年的发展中,一直是“坚持一种严肃的理念,深切地关注中国社会深层关注的问题,以建设性的姿态推动社会发展”,这是我们的办刊理念。过去的23年,我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推动者,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与共和国同行,伴随一代人成长”。回过头来看,23年确实坚持了这个理念,也确实实现了这样的社会效益。

 

赵:读者喜欢《南风窗》,很大一个原因,是她总能在社会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刻做出前瞻性的报道和分析,引领观点之先,在中国政界乃至整个社会引发广泛讨论。《南风窗》这种“独家策划”、“未来眼光”是如何养成的?

陈:首先是要有心智,要有眼光。心能想多远,眼光就有多远,而心智在于学识的沉淀。如果你关注的是世界问题,那么你的眼光是世界性的;如果你对中国问题特别敏锐,那么你的眼光是全国性的。

其次,一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变化,行业的分工,都是一个历史阶段,所以要有辩证的思维,要有历史的眼光。

第三,敢于异想天开,必须脚踏实地。这是我经常给我们的记者说的一句话。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而言,就要追逐新闻,不能做旧闻,必须不断充电、学习,像太阳自己的黑子裂变、产生新的光和能源一样,让自己提高,这样才能把“新的太阳”奉献给读者。

赵:“批判”是新闻媒体尤其是时政类媒体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也注意到,中国新闻人尤其是做政经报道的媒体记者有一个“通病”,就是有一种“救世主”的心态,很容易情绪化地愤世嫉俗。您也是摄影专家,拍照时曝光不足、曝光过度都会影响照片的效果。办杂志和摄影一样,也是一门艺术。《南风窗》是怎么把握批判性与建设性的?

陈:这是一个如何坚持办刊理念的问题。

2000年,我们提出了“社会责任”、“为了公共利益”。到了2003年,我们提出要“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因为当时发现它有了很多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样,我们发现采编人员在“为了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指导下,会有很重的底层情结、草根情结,写文章好像就是为民请命,把自己看作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对负面的揭黑的选题看得重一些。这样,杂志会带上一种情绪,第一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第二个是政治成熟度不够,不能完整地考察社会发展的某个历史阶段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社会现在的问题肯定很多,特别是在转型期。转型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增量到了一定的时候,暴露发展中的问题阶段,矛盾凸显期嘛,当然是问题很多了。如果就问题谈问题,大家都调过屁股来找问题,而没有看到发展的前因后果和前瞻性的历史脉搏,你的新闻就不会做得成熟,就会带有比较窄的情绪化的东西。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做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就是要做主流新闻。我说的“主流”不是等于官方,有人说主流新闻就是官方新闻,实际上不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主流社会、主流人群,他们所关心所思考的是这个社会发展的主流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种官方的主流。官方也是主流的一部分,但是它不能完全涵盖主流。

    正因为这样,从2003年到现在,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提高内容核心竞争力”。 2003年我们做了“告别GDP崇拜”的策划,当时我们广州的市委书记很诧异,怎么能不讲GDP呢?我说,告别GDP崇拜不是不讲GDP,而是不要把GDP变成迷信崇拜的指标。现在,这个观点都被接受了。2005年我们第一次提出了“生态政治”,当时采访了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对中国的环保方面做了一个独家策划,其中就提到绿色GDP的考核指标。我们2006年提出了“食品安全”,也提出了“水旱中国”。2007年《南风窗》做了一个全球变暖、大国责任的选题。现在,国际上的环保问题,国内的环保问题,甚至在国际上包括一些过去是宗教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国家的斗争,在国际环保这个框架里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国内,这也成了关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能否做到可持续、科学发展的一个问题,各级官员和老百姓都特别关心。2007年我们还策划了一个“中国寻找边界”的选题,这个“边界”并不是国家版图的边界,实际上是转型期整个社会面临的一个“边界”问题,它跟“拐点”是一样的。政府有政府行为的边界,法律有法律的边界,老百姓维权有维权的边界,经济和环境保护包括道德都有各自的边界。如果没有一个“边界”意识或者是寻找到一个很好的边界,所有转型期的矛盾就像一个火药桶会失控。我相信这是政府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文化经营离不开“新闻眼”

 

赵:像《南风窗》这样的严肃新闻杂志,在经营方面的空间好像不如通俗的市民报刊那么大。我们也看到,一些报纸和期刊,在发展中因生存所迫,被广告商、发行商操控,而最后背离了办刊宗旨,异化的情况比较多。作为“当家人”,请您谈一下《南风窗》在经营方面有哪些策略,是靠什么来支撑自己的新闻理想的?

陈:从创刊到现在,《南风窗》三封的广告是从来没有开过“天窗”的,但在经营上也走过弯路。不知你注意了没有,1985年我们没有第12期,原因很简单:没有印刷费了。广州有一句话叫“老婆是人家的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们觉得杂志办得这么有特色,读者这么欢迎,而且发行量一下子就上去了(我们到了第五期的时候发行量已经突破了32万),钱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到了第八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收不回钱来,虽然有很多广告的补充,但是实际上是不足以支撑的。当时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我们招了一个经营班子,5个人。这5个同志不是采编人员,是搞经营的,就是为了保住杂志编辑内容上不会“逼良为娼”。

当时组建了三个部,一个是经营部,一个是策划部,一个是公关部,三个部就开始做文化经营活动。我们做了很多可以说是当时的“第一”,中国第一个桌球赛,广州第一个交响音乐会,广州解放以来第一个龙舟节,还有中国的第一个商业地图,第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回顾展”,评选“十大公仆”、“十佳校长”。我统计了一下,《南风窗》从1985年到1995年10年间一共做了72个活动,而这些活动我们当时提出来都是要“旱涝保收”的,既要有社会效益,也要有经济效益。这些经营活动保证了《南风窗》采编业务上能够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能够保持自己的品质和理念。

我们觉得文化经营是能够创收的,而且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开发的项目。我们作为媒体首先应发挥传媒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敏锐的观察和创造性。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要找到“新闻眼”,找到“新闻眼”我们就组织活动,不仅仅是能够使品牌得到推广,媒体本身的社会影响扩大,而且对社会的各方面进步起到推动作用,还可以经营挣钱。所以,我们在这10年里面大量地做这些活动。

可是,1992年之后,我们发现,由于广告业的放开,还有媒体自身改革的进步,加上企业社会市场化的营销和介入,此类活动层出不穷。企业自己在做,政府也在做,后来几届的龙舟节都是政府做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一些恶性竞争,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挤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就退出了。

    然后,我们寻求新的文化经营形式和突破口。《南风窗》是最早开办论坛的,我们1996年就开始组织论坛,因为《南风窗》作为一个媒体在业内有影响,包括企业界,他们也来参加我们的论坛。这个论坛我统计了一下,一共做了八十多场,从最初的50块钱一张门票到了最后3天收1300块钱,包括吃住和会议、听课等费用。轰轰烈烈做了几年论坛讲座之后,发现社会的关注点又转移了,另外也有很多各类机构包括很多媒体也开始做论坛,我们又全面退出了。

赵:从您的介绍中,我感觉《南风窗》在经营发展中扮演着一种“引领风气”和“激流勇退”的角色,甚至秉承着她某些做新闻的风格。结束论坛经营模式后,从2003年开始,《南风窗》每年举办“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从2005年开始又在全国推行“调研中国”大学生社会调查活动。但这些活动公益性都特强,不像有些报刊的“活动营销”那么商业化。您组织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陈:主要考虑品牌推广。比如“调研中国”到今年是第三年了,这是个公益活动,我们资助大学生的团队调研中国的社会问题,并在大学里面做报告会。这三年情况都很好。每年大概250个高校的500多个团队报名申请,实际上我们只选12个团队,12个团队影响着大学生群体里面超过80万人。

我举一些例子,从他们调研题目可以看到,比如吉林大学的团队调研题目是东北下岗工人再就业技能培训,政法大学的团队调查的是农村法律援助,北京大学的团队调查的是农村医疗援助等等。对转型期的很多社会问题,大学生们实际上是有思考的,而且他们不受传统的或者是官方的束缚。对他们本身关心的社会问题。

    我们通过这个活动,既能把《南风窗》这个品牌做大,又在大学生群体里面培养我们的读者,防止杂志读者层的断裂。这种活动是跟我们办刊的宗旨、定位和我们的理念相一致的。如果我们这个活动坚持10年、20年,就真的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这对于《南风窗》本身的成长和对读者的培育、引导起的作用不可小觑。我到上海去参加报告会,当时上海的7家媒体来采访,他们感叹:很多媒体组织一些活动是为了挣钱,如果没有筹到资金,整个活动就会取消。但是,要选择一个将媒体的办刊宗旨和定位结合得好,能够长期培育的活动,确实还是挺不容易的,现在看,也是不多的。当然,在商业运作上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更好的方式。

 

赵:媒体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全国各地发展文化产业的热情很高。而谈到文化产业,人们又往往会提到利用社会资本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陈:我认为,文化的经营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在内容上产生核心竞争力。那些外在的,无论是建个什么文化工程还是体制上的形式,最终都提高不了竞争力。

现在,可以说是从政府到业内,包括到社会,对于文化产业、文化体制创新都还停留在比较朴素的感觉上,没有抓住怎么样使产业在内容上有核心竞争力这个关键点,这是十七大提出来的文化产业面临改革的问题,也是文化产业发展要解决的问题。

 从体制创新上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更好的一些范例。“体制病”还是比较严重,而且在可操作的法律和政策上的指引都很不明朗。在2003年上半年,社会资本、国外的一些文化媒体纷纷进入中国,都野心勃勃做出了很多计划。当时,光是2003上半年我大概受邀参与的讨论就有不下20个,但谈归谈,谈了半天最后发现没有可依操作的法规。有一个南非最大的媒体公司,他们拿了5个亿美元到中国来找投资的机会,后来跟我们谈,我跟他们说,谈归谈,谈了也白谈,《南风窗》作为时政类的期刊,合作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我们也向省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总署做了汇报,他们说你们可以谈,但是恐怕实际操作起来也没有什么样的法规能够保证落实你们这个合作。

现在,很多期刊在寻求社会资本合作上仍然存在一个没有法规可以遵循的难题。第一,合作条件就是不合法的,如果有争议不受法律保护;第二是违规的,如果是被有关管理部门发现了,就会被勒令退回原地。但是,业内还是在寻找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之路。相信将来会解决,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政策和法规上的保障。

 

心境能够超越环境

 

赵:记得您说过一句话:“一个社会,如果主流失语,一定是低俗商业文化与庸俗艳媚文化的泛滥。”我理解,在当今中国,坚守“主流”可能就意味着更多的磨砺和付出。能够这样做的人,应该是“理想主义者”,是否可以用“理想主义者”来评价您?

 

陈:“理想主义者”,应该有一点吧。但是我不愿意用这些比较“神圣”的概念和名头来限制或要求我自己。我觉得我还是普通人,一个兴趣广泛,有一定能力,懂得工作也懂得生活的人,仅此而已。我喜欢球类运动,喜欢短跑、游泳,还喜欢旅游、摄影,制作工艺品,是一个懂得用情趣创造生活的人。我曾经两天两夜不睡觉,但我也会放松,可能再花三天时间去休息。完全根据实际,而不是刻板地上下班。所以我的生活与工作都不太累。无论对生活对工作,我的态度应该是比较平和的。

 

赵:看来,您是一个不愿意被“贴标签”的人。但在读者和新闻同人的眼里,您无疑是一位“成功人士”,也很想分享您成功的经验。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成功的?

陈:我觉得人有几种:勤者、能者、智者。勤是勤劳,勤勤恳恳,比较安分;有些人很能干,公关能力、业务能力强,或在某些方面有特长,这属于能者;而第三种人,有智慧,有思想,有眼光,是为智者。大家一般所说的成功人士应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成功是一种心态,另一种是经过努力,有钱有地位,最后得到社会上的认可(从社会性来说是一种标准)。至于我,办杂志算是勤者,还具有比较强的业务技术能力和公关能力,还有接受你采访的能力,也算一个“能者”。最难做到的是有智慧,这个智慧是政治智慧、社会智慧,要能够审时度势,把握大局,这就要求在社会性、人性方面有一定的体会感受。我不是那种难得糊涂的人,我还是能更“高”一点,做到处变不惊、淡薄名利,比较“超脱”,因为,我曾经历过刻骨的生离死别,对生命,对生活,对人生有一些感悟。心境能够超越环境,把一切事物看轻一点,反而能够游刃有余。

 

赵: 1985年您创办《南风窗》时是31岁,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其间,风风雨雨,酸甜苦辣,肯定一言难尽。

陈:确实,我从创刊的筹办一直到现在,在《南风窗》待了23年,可以说我的下半生就交给了《南风窗》了。23年,提起来觉得很感慨,回头一看,当年的《红旗》、《新观察》、《学习与批判》等不少名刊大刊渐行渐远渐无声。春节前我到北京开会,见到几个杂志的老总,他们说20年做一本杂志活得太累了,要换一个活法。我觉得我是换不了了,因为情结太重,和《南风窗》的感情已经是“血浓于水了”。从2003年到现在,我当社长5年内写了十三四个检讨,经验是谈不上,检讨蛮多的。在《南风窗》办刊的过程当中酸甜苦辣很多,也有很多思考,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历史和寄语未来,我想应该是12个字:“面对现实、坚持理念、务实创新”。

赵:“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谢谢陈社长的精彩观点。祝愿您和与您风雨同舟的《南风窗》高山流水,妙音无穷!